九月十二日，桃園市衛生局宣布：設籍桃園、今年第一次確診失智症，而且診斷後接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或長照服務的人，可以申請一次性三千元補助。全市十一家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三十九處社區據點，九月排了一整排講座與體驗活動，配合今年國際失智症月的主題——「越早知道，越能有所行動：失智症診斷很重要」。

我想接著往前推的是「越早」這兩個字，可以早到什麼時候。診斷再早，都是腦子已經出事之後的事。按八月那篇論文的算法，真正的分水嶺落在五十五歲。

三個指標，被換算成年

美國那份從一九八六年開始追人的「社區動脈硬化風險研究」（ARIC），八月五日在《Neurology Open Access》上發表了一篇把終點寫得很不一樣的分析。研究團隊把一萬二千四百零九位平均五十六歲的中年人，依身上有幾個危險因子分成四組——高血壓、糖尿病、抽菸，就這三個——再追蹤中位數二十六點三年，看他們幾歲開始失智。

論文給出的單位是年。五十五歲那年三項都沒有的人，往後平均還有三十點一年不失智的日子；三項都有的人，十七點五年。中間差十二點六年。同一組人的失智風險是二點六九倍，死亡風險五點六一倍。

後面那個數字要多看一眼。死亡風險五點六一倍，代表有一部分人根本沒活到失智那一天。所以「無失智歲月」被壓縮，有相當一塊是壽命先被砍掉——那比失智本身更難處理。

台灣自己算過一次，答案是斜率

北台灣有一個社區世代研究做過類似的事，切法更精細。三十五歲以上、沒中風也沒失智的居民，從一九九〇到二〇〇〇年做了四次訪視，每一次都用 Framingham 公式算一遍心血管風險，然後從二〇〇〇年起接上健保資料庫，看誰中風、誰失智。

巧思在於它看的不是任何單一次的數字，而是四次連起來那條線往哪邊走。二〇二五年發表在《Neurology》的結論是：風險上升得比較快的人，日後中風與血管型失智的機率比較高，而且把每個人的起始風險扣掉之後，這個效應還在。

門診很需要這個結論。一位四十五歲的人拿健檢報告來，血壓一百三十八、血糖稍微偏高，我們常常在爭論「這樣到底算不算高」。這篇研究的意思是，那個問題問錯了。該問的是去年多少、前年多少。

為什麼台灣特別要聽這一段

台灣失智症的盛行與成長速度大約是全球平均的一點五倍，而其中血管型的比重高得不尋常，混合型——阿茲海默病理再疊上血管病變——占了很大一塊。指向的原因很日常：高鹽的外食、高糖的手搖飲，還有三高本身的高盛行率。十八歲以上的國人，高血壓盛行率三成、高血糖百分之十三、高血脂三成一；三高相關疾病占國人死亡約三成。

換句話說，ARIC 那三個危險因子在台灣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它們是這座島的飲食結構的產物。

🩺 神經專科 施懿恩醫師觀察

門診最常遇到的，不是不知道該控制血壓的人，是知道、但覺得「還沒到那個年紀」的人。四十幾歲、五十出頭，數字剛跨過紅線一點點，身上沒有任何感覺，於是先放著。ARIC 的算法把那個「先放著」換成了單位是年的東西——十二點六年。

台灣那份世代研究補上的是另外一半：決定命運的未必是我今天量到幾毫米汞柱，而是這幾年那條線的斜率。可是我們的健檢制度、我們讀報告的習慣，整個設計成一次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最近在想另一個問題。如果真正有預測力的是那條斜率，那我們每三年發一張成人健檢報告、每次都當成獨立事件來讀，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把最有用的那個資訊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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