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一日董氏基金會引了一篇挪威研究出來講台灣的年輕人。研究登在《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Beck、Reme、Wörn 三人把二○一○到二○二四年全挪威十到四十六歲、三百七十二萬八千零兩人的家庭醫師就診紀錄整排拉出來。因心理健康問題看家醫的人口比例，從百分之九點九升到百分之十六，十五年間漲了六成二，二十一到三十歲那一段漲得最兇。

這則新聞在台灣被寫成「年輕人看精神科暴增」。可是研究最有意思的數字不在總量，在編碼。

一個是症狀碼，一個是疾病碼

挪威家醫用的分類叫 ICPC-2。P01 是「感覺焦慮」、P03 是「感覺情緒低落」，這兩個是症狀碼；P74 焦慮症、P76 憂鬱症，這兩個才是疾病碼。十五年下來，焦慮症狀碼從百分之零點四四升到百分之一點七，相對增加兩百八十六；憂鬱症狀碼從百分之零點七三升到百分之一點八，增加一百四十七。疾病碼那一側呢？只是小幅增加，或者原地踏步。

同一群人、同一套健保系統、同一段時間，兩條線走得完全不一樣。作者自己給的解釋有兩個：求助門檻降低，以及記錄習慣改變。他們還提了一個很具體的可能——家醫偏好症狀碼，是為了不要把一個十九歲的孩子蓋上「焦慮症」這三個字。

大腦那一側根本沒有這條線

從神經科的角度看，症狀碼和疾病碼之間那條線是制度畫的，不是生物學長出來的。

Etkin 和 Wager 二○○七年在《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做過一次統合分析，把創傷後壓力症、社交焦慮症、特定畏懼症的功能性影像疊在一起，順手把健康人接受恐懼制約時的影像也放進同一張圖。杏仁核與腦島的過度活化，在那三種「病」裡看得到，在健康人被制約的當下也看得到。差別落在程度與調節能力，不在有或沒有。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二○一○年乾脆另開一套帳。Insel 等人提出的 RDoC 把研究單位從診斷類別換成迴路維度——威脅反應、報酬學習、認知控制，每一條軸都是連續的。你當然可以在軸上畫一條線，但那條線是為了給付、給假、給藥而畫的。

所以「症狀上升、疾病沒上升」這組數字在腦子裡並不矛盾。它說的是：被記錄下來的那一段，往軸的左邊移了。

台灣的兩條線也是這兩條

台灣其實早就跑過一次一樣的對照。Fu 等人二○一三年在《Lancet》用華人健康問卷在一九九○、九五、二○○○、○五、一○年各測一輪，常見精神疾病的疑似盛行率從百分之十一點五升到百分之二十三點八，二十年翻了一倍。那個數字量的是症狀。

健保量的是另一件事。衛福部引健保署統計，十五到四十五歲的精神科就醫率從民國一百零五年的百分之七點四升到一百一十一年的百分之九點五。

然後我們還做了一件會直接推那條線的事。十五到四十五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給每人三次免費諮商，今年一到八月服務超過五萬七千人、約十四萬人次，三十一到四十五歲占四成八、十八到三十歲占四成七。這個方案的設計目的就是把求助的門檻往下搬，所以它本來就會讓「有紀錄的人」變多。

門檻降低之後統計往上走，在流行病學裡叫偵測效應，在門診裡叫終於有人來了。麻煩的是這兩句話在報表上長得一模一樣，從總量完全看不出來是哪一種。

🩺 神經專科 施懿恩醫師觀察

挪威那兩條分岔的線，我在神經科門診也看得到。來的人先講身體：心悸、手抖、喉嚨緊、整夜睡不著、頭痛一整天不退。病人說的是身體的話，而我得決定病歷上要落哪一個字。

寫「自律神經症狀」還是寫「焦慮症」，對杏仁核沒有半點差別，對這個人接下來遇到的保險、工作、家人眼神差很多。那三百七十二萬份病歷讓我想通一件事：我們一直以為在量病情，其實有一大半在量醫師的用字習慣。

症狀碼不是零，它記下的是一個人終於願意開口的那一刻。只是如果症狀那條線一路往上、疾病那條線始終不動，我們到底是接住了更多人，還是只是學會用一個比較不傷人的詞，把同一批人寫得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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