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二日，公視報導了健保署的一組統計：國人去年的安眠藥用量首度突破五億顆，五億零四百萬顆，平均每天一百三十八萬顆。媒體把它換算成高過八座一○一，但真正該看的是斜率——二○二二年四億六千一百萬顆、二○二三年四億七千七百萬、二○二四年四億九千兩百萬，然後過線。同日報導引述國際麻醉藥品管制局二○二四年的資料，台灣部分苯二氮平類與 Z 類藥物的每日劑量是韓國的兩倍、澳洲的三倍。

同一篇新聞裡，醫界端出來的對策不是換一顆更安全的藥，而是「簡短失眠介入」。這個轉向牽涉到一件常被混在一起的事：鎮靜和睡眠，在腦子裡並不是同一件事。

鎮靜不等於睡眠

苯二氮平類與 Z 類藥物作用在 GABA-A 受體上，把氯離子通道開得久一點、頻繁一點。抑制性訊號一強，皮質放電慢下來，行為上就是睡著了。藥效確實發生了，但發生的位置是「讓神經元安靜」，不是「啟動睡眠該做的事」。

睡眠該做的事，近年的研究講得愈來愈具體。Hauglund 等人二○二五年在《Cell》指出，非快速動眼期裡正腎上腺素的濃度並不是平的，它以極慢的節奏來回振盪，推著腦血管緩慢收縮與舒張，像一台蠕動泵，把腦脊髓液一波一波擠進腦組織的間隙帶走代謝廢物。他們接著給小鼠 zolpidem：牠們睡得更快，但那組振盪被壓下去，腦脊髓液的流入跟著變弱。

小鼠不是人，這個結果也還沒在人身上複製。但它提出一個很乾淨的機制問題：如果清洗是靠振盪驅動的，那麼把振盪壓平的藥，給出的是睡眠的哪一半？

這些數字是在誰身上算的

Glass 等人二○○五年在《BMJ》做過一份只收六十歲以上受試者的統合分析：鎮靜安眠藥確實改善了主觀睡眠品質，但幅度很小，認知與精神運動方面的不良事件上升得明顯得多——用他們的話說，風險可能蓋過效益。

Treves 等人二○一八年在《Age and Ageing》把範圍收窄到 Z 類藥物與骨折，十四篇研究、八十三萬零八百七十七人：勝算比一點六三，信賴區間一點四二到一點八七；只看六十五歲以上那組是一點七○。萬芳醫院精神科醫師潘建志在那篇報導裡講的就是這一端——容易跌倒、髖骨骨折，隔天早上藥效還留在身上。

而健保署的統計說，用藥的約一百九十萬人裡，六十五歲以上占四成；醫審及藥材組參議張惠萍說明的強化管理對象正是這群人：六十五歲以上、同時使用三種以上長效或三種以上短效安眠藥、一年內累積超過六個月。

「簡短」兩個字是重點

失眠的認知行為治療不是新東西，美國內科醫師學會二○一六年的慢性失眠指引就把它放在初始治療的位置，藥物是共同決策之後的短期加法。卡住的一直是人力：療程長、要受過訓練的治療師，台灣的門診塞不進去。

「簡短失眠介入」處理的就是這個瓶頸。Buysse 等人二○一一年在《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把行為核心抽出來，壓成四次、約一個月的流程，由沒有睡眠專科訓練的臨床人員執行。只有兩招：床只拿來睡覺，以及壓縮躺在床上的時間，讓睡眠壓力累積到足以自己把人推下去。療程結束時，分到這個方案的三十九人裡有五成五不再符合失眠症的診斷標準，拿到衛教資料的四十人對照組是一成三。

🩺 神經專科 施懿恩醫師觀察

門診裡這兩種處置的成本差距很殘酷。開一顆 zolpidem 是三分鐘，病人當晚就有感；睡眠限制要病人先過幾個更累的晚上，還要回診四次。在以件數計價、看診時間以分鐘計的系統裡，兩者從來不是公平競爭。

所以五億顆這個數字，我不太讀成「台灣人太愛吃藥」。它更像一張結構的對帳單：被壓縮的看診時間、找不到行為治療資源的轉介路徑、一個藥比話便宜的給付設計，最後都落在這條斜率上。國家級的優化計畫如果只從用量端設上限，被省下來的那些顆藥，會流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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